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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 顾清:积极与消极:进化论思想对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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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9月07日 09:04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作者:王刚 顾清

内容摘要:近代中国的历史观经历了从传统史观到进化史观再到唯物史观的嬗变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进化论思想起到了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作用。皇冠体育网站:进化论思想对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学术界存在两个方面的分歧, 即内容上是拉近还是疏远, 实践上是推动还是阻碍。进化论思想对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 进化论思想搭建了早期知识分子历史观转变的桥梁, 为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思想基础;另一方面, 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两种异质性的文化, 在进化论基础上理解马克思主义, 一定程度上对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造成消极影响。

  关 键 词:进化论思想; 早期知识分子; 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王刚: 皇冠体育网站手机版✅✅教授; 顾清: 盐城工学院讲师

  基    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若干基本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6BKS03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冯契说:“西方哲学传到中国来, 真正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是两种哲学: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进化论, 它与当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相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文化联系着。达尔文进化论的输入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开始。” (1) 并且, “从哲学革命来说, 进化论这个阶段是重要的, 它为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吹响了前奏曲” (2) 。可见, 进化论在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思想中介作用。那么, 学界皇冠体育网站: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哪些分歧?进化论思想究竟在哪些方面推动了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又在哪些方面产生了消极影响?深入研究这些问题, 对于揭示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进化论思想对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研究的学术分野

  学界皇冠体育网站:进化论思想对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研究, 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研究取向, 出现了两种学术分野。

  (一) 内容上是拉近还是疏远

  皇冠体育网站:进化论思想究竟是促进了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还是使早期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疏远了, 学界对此产生了一定分歧。

  持“拉近”论的学者, 如黄长义、王晓明等认为, 进化论思想冲击了“天不变, 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历史观, 促进了思想解放, 为从传统史观跨越到唯物史观搭建了桥梁, 是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另有一部分学者认为, 由于进化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存在共通之处, 推动了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如尹德树在《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中就提出, 进化论思想“打击了唯心主义目的论和形而上学的物种不变论, 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和进一步推进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 (3) ;李波在《进化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影响》中指出, 进化论皇冠体育网站: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革命、社会理想和人民群众历史地位的探索, 使得进化论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成为历史的必然。 (4) 王增智也认为:“进化史观是唯物史观在中国迅速传播, 并最终取得主导地位的‘前站式’理论中介或一种‘前理解’。若没有这一‘前站式’理论中介或‘前理解’, 唯物史观很难被当时国人所理解。” (5)

  但也有一些学者持“疏远”论, 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同于进化论的科学理论, 二者在皇冠体育网站:社会发展方面存在许多理论差异, 通过进化论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会导致对唯物史观的“误读”, 不利于早期知识分子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如单继刚指出, 李大钊认为, 唯物史观过分强调了经济决定论, 这就与“政策论部分鼓励阶级斗争的做法不一致” (6) , 这实际上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王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一书中指出, “马君武就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达尔文主义的补充和完善, 也使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缩小” (7) 。不论是曲解, 还是扩大或缩小, 都使部分早期知识分子疏远了马克思主义。

  (二) 实践上是推动还是阻碍

  进化论思想对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产生了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 学界也产生了不同看法。

  大部分学者认为, 进化论思想振奋了民族精神, 在民族危亡时刻寻求新的出路, 并推动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际相结合。冯契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的序中提到, “‘史观’也经历了由历史变易观到进化论、再到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过程。‘五四’以后, 中国的先进分子以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便促使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 (8) 。王中江在《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中指出, “就像曾经全力‘资助’了‘变法’和‘革命’一样, 民初之后, 进化主义又开始成为‘五四’反传统和‘五四’新文化的助产士” (9) 。王晓明、赵璐等学者也认为,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初期新文化运动, 进化论都和时代思潮紧密联系, 成为早期知识分子变法更制、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

  但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 早期知识分子无论是传播进化论还是接受马克思主义都并非把它们作为学术, 而是用于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需要, 这就造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步。著名学者费正清曾指出, “把苏维埃共产主义作为完整的理论来接受, 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10) 。张静如、齐卫平在《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一百年与“三个代表”》中就指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从唯物史观开始” (11)。这种优先传播“往往诱导人们各取所需、断章取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甚至是片面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从而造成具体实践上的误差, 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革命产生影响” (12) 。

  笔者认为, 早期知识分子在进化论思想基础上接受马克思主义, 在内容上拉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在实践上推动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步伐。但对唯物史观的“误读”和马克思主义部分理论被优先传播, 又使进化论思想对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二、进化论思想对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影响

  由于进化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皇冠体育网站:社会发展进程、社会进化动力、社会进化基础和社会进化目标上都存在诸多契合之处, 因此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思想障碍, 为早期知识分子理解、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

  (一) 搭建了早期知识分子历史观转变的桥梁

  近代中国, 在从变易史观到进化史观再到唯物史观的演进过程中, 进化论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由于进化论思想强调社会进化和社会发展, 契合了近代中国求富、求强的需要, 因而它深入人心, 并为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供了必要思想准备。

  纵观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 上至君主、下至臣民一直都奉行着“天不变, 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不变论。这种历史观认为, 安排人世间一切的“天”是不变的, 因此, 按照“天意”建立的封建之“道”也是不变的, 即封建统治秩序不能变。这种“天道观”为森严的等级制度和残酷的阶级剥削提供合法性借口, 成为历代封建君主维护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 从而将人们的思想和言行禁锢在封建纲常之下。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深切感受到封建专制日趋衰微和目睹西方的先进文明后, 中国的有志之士开始学习西方, 谋求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洋务运动中的早期改良派都持“器变道不变”之说, 主张以西方技艺为手段巩固封建专制统治。显然, 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意识到打破封建制度是必然趋势, 但其思想主张中已经有了“变”的意识, 开始认识到中国要想改变日渐衰败的厄运就必须“变”, 以“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的历史变易观取代顽固派的形而上学不变论。到了戊戌维新时期, 康有为把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变易观改造为历史进化论, 严复把西方的进化论系统介绍到了中国,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 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 在历史观上都主张进化论。 (13)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就曾对20世纪初进化论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作了相关记述:“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 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 这个‘优胜劣败, 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 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 (14) 进化论思想的出现为早期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世界的眼光, 他们意识到社会是不断进化发展的, 所谓的“天道”是可以改变的, 要避免亡国灭种的悲惨遭遇就必须变革现有的政治制度。

  1915年爆发的新文化运动, 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的前期,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都是坚定的进化主义者, 如李大钊曾说:“斯固天演之逆 (迹) , 进化之理, 穷变通久之道, 国于天地, 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即以吾人所能为光荣之历史观之。” (15) 不过随后发生了分化, 李大钊和陈独秀首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过程中, 进化论思想不仅没有阻止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 而且还促使他们把眼光放到社会发展问题上, 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李大钊就在“民彝”进化论的基础上, 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他从人民心理的变化、选择等方面来认识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 他敏锐地指出:“俄罗斯之革命, 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 实20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 (16) 从而完成了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再如, 蔡和森在《社会进化史》中,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论证了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无一不处于演进过程之中。 (17)

  (二) 沟通了早期知识分子与阶级斗争学说的联系

  恩格斯曾说: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其中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一书。……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 (18) 实际上由于阶级斗争学说本身就蕴含着生存竞争的思想, 所以当早期知识分子接受进化论所主张的生存竞争思想后, 就沟通了早期知识分子与阶级斗争学说的联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 采取了政治压制、经济剥削、思想禁锢等多种措施, 建立了森严的等级制度。民众饱受阶级剥削和压迫, 造成民不聊生、哀声四起。虽然也曾多次周期性地爆发农民起义, 但大多以失败而告终。尽管他们的这种反抗精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意识, 而是为了满足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的欲望。然而近代以来, 随着进化论思想传入中国, 知识分子们开始认识到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处于不断进化之中, 进化的过程充斥着竞争与淘汰, 弱者会被强者吞并淘汰。这对当时的思想界来说犹如一剂“猛药”, 一方面催生了早期知识分子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意识到要奋起救亡, 通过自身的努力来避免被淘汰的命运。资产阶级改良派率先举起改革的大旗, 主张进行维新变法以改变晚清现状, 并同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展开了斗争, 但没有成功。这说明, 温和的改良不能救中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从维新运动的失败中认识到, 要推翻腐朽的封建统治, 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这一阶段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受进化论的生存竞争观念的影响, 认识到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竞争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但由于阶级局限性, 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被统治阶级联合反抗剥削阶级的必要性和意义, 因此, 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还未能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 马克思主义进入早期知识分子的视野。尽管进化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有很大不同, 但当知识分子认识到,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可以使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压迫阶级, 并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统治阶级,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 进而认识到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 李大钊已经认识到斗争是推动事物新陈代谢不断进化的动力, 但在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后, 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了阶级斗争的巨大作用。他甚至通过十字军东征、法国大革命等事例来说明“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 (19) 。陈独秀更是指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 (即生产阶级) 的国家, 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 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20) 可以看出, 陈独秀已经认识到, 当时中国的革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革命, 而是包含了社会革命在内的阶级斗争, 这已经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由此, 陈独秀也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蔡和森在初期持改良主义的主张, 在接受了进化论思想后认识到革命斗争的重要作用, 特别是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后, 他认识到社会中只要存在阶级, 就存在阶级斗争, 它是推动社会进化的直接动力。因此, 提出要用“激烈的俄式革命”走无产阶级专政道路。毛泽东受进化论中皇冠体育网站:进化、竞争的观念影响而崇尚“动”, 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多次批评“主静论”, 在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认识到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提出“用阶级专政的方法, 是可以预计效果的, 故最宜采用” (21) , 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广泛使用这一方法。

  虽然进化论中所蕴含的竞争观念远不能等同于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学说, 但它所强调的生存竞争观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起到唤醒民族意识、促进民族振兴的作用, 沟通了早期知识分子与阶级斗争学说的联系。

  (三) 推动了早期知识分子对经济基础重要性的认识

  李大钊指出:“我们立足在演化论和进步论上, 我们便会像马克思创造一种经济的历史观。” (22) 近代中国所传播的进化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都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受其影响, 早期许多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都优先接受和传播了经济基础学说, 甚至一些学者将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史观”。

  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端绪, 中国人意识到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加之, 近代中国屡战屡败, 面临沉重的经济负担。为此, 仁人志士们踏上了“求富”的道路。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 他们在传播进化论时都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并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中提出了具体详尽的发展经济措施。严复认为, 要适应人类社会的生存淘汰法则, 就必须谋求民族富强, 他极力推崇西方资本主义经济, 提出“自由贸易”“公平为竞”等, 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孙中山不仅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突驾”欧美, 还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发展实业”等一系列皇冠体育网站:发展国家实业的具体措施。在孙中山看来, 社会经济问题“不但是最高的理想, 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 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 (23) 。但由于阶级局限性, 决定了他们虽看到经济的重要作用却未能完全接受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强调经济的“根本性”地位, 与中国式进化论具有相似性, 胡汉民、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正是在进化论基础上接受了唯物史观。胡汉民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中指出, 唯物史观“就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 (24) 。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原理, 他是这样理解的:“物质生产的方法变化, 一切社会的关系跟着变化。” (25) 在他看来, 各种社会问题发生的根源在于经济, 社会问题随经济的变化而变化。渊泉 (陈溥贤) 在翻译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就指出:“马克思所视为根本的重要的东西就是‘社会的生产力’。” (26) 李大钊在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时, 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也更偏重于经济。他从经济活动中寻求社会进化的动力, 把社会的经济生活问题视为社会历史的核心问题, 进而提出从经济制度上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他认为:“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 一切问题, 丝毫不能解决。” (27) 在李大钊看来, 一切社会上的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等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 因此, 他把各类政治变动的原因都归结为“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 (28) 。他的这一观点充分肯定了经济构造是一切社会的基础性构造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 为他后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基础。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也明确指出:“一切制度、文物、时代精神的构造都是跟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的。” (29) 他认为, 一切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制度, 起初会促进生产力发展, 等生产力发展到社会制度不能容纳时, 反而会变成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 加深了早期知识分子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解

  对于未来社会, 近代中国进化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都描绘了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理想世界, 这恰如一条纽带联结了早期知识分子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对于人类进化的基本趋向, 严复、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都怀抱积极乐观的态度。康有为设想人类社会是按照“大同始基之据乱世”“大同渐行之升平世”“大同成就之太平世” (30) 的顺序向前发展, 最终进入“大同之世”。孙中山也在进化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天下为公”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 提出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终极目标是达到“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大同社会。虽然康有为、孙中山本人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但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对其他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 因其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并主张“废除私有财产, 代之以财产公有”、实行“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等原则, 这与康有为所描绘的“大同社会”及孙中山构建的“天下为公”的民生社会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 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青睐。如吴玉章在回忆自己是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指出:“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 大大鼓舞了我, 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 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 (31) 李大钊也把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描述为:“由今以后的新生活新社会, 应是一种内容扩大的生活和社会———就是人类一体的生活, 世界一家的社会。” (32) 这里的“人类一体”“世界一家”的理想与孙中山“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设想具有同质性。可见, 早期知识分子前期接受的进化论思想是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起点。李达则从科学社会主义入手, 研究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问题。他在《什么叫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 是反对个人竞争主义, 主张万人协同主义。社会主义, 是反对资本万能主义, 主张劳动万能主义。社会主义, 是反对个人独占主义, 主张社会公有主义。社会主义, 是打破经济的束缚, 恢复群众的自由。” (33) 他向人们描绘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在《社会主义的目的》一文中, 他又论述了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旗帜, 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 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 (34) , 即经济上消灭剥削, 政治上铲除压迫。可以看出, 当时的知识分子多以自由、平等、幸福的理想状态来理解社会主义。可以说, 进化论中对未来社会的乐观构想, 为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创设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三、进化论对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消极影响

  由于进化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毕竟有着本质区别, 因而在进化论思想基础上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一方面容易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误读”, 另一方面容易造成马克思主义的某一部分理论被优先选择和传播。

  (一) 理论之间的差异导致对唯物史观的“误读”

  进化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理论在内容和观点上存在诸多方面的共通性, 这容易造成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先入为主”的印象, 这种带有“先入为主”的理解容易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

  在社会进化过程上, 早期知识分子所宣传的进化论思想主张直线型进化, 而唯物史观则认为,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进化论者对量变与质变、渐变与飞跃、连续性与间断性以及进化发展的动力等有关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 都不能给人以满意的回答。” (35) 早期知识分子在传播进化论思想时, 都将进化等同于进步, 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进化都是直线上升, 没有逆转和倒退的。受其影响, 陈独秀在分析社会进化发展过程时提出, “其变迁愈复杂而其间愈速者, 其进化程度愈高”, 即社会发展受一定必然性支配, 历史总是一条道向前发展的, 后面的阶段总比前面的进步。他甚至认为, 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只有一条, 无论什么民族都会经历相同的历史阶段, 只是时间早晚有差别而已。而马克思则认为, 社会发展中存在着“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列宁也曾得出过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显然, 陈独秀忽略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多样性。不仅如此, 陈独秀还认为中国并未发展到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 当时的中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 革命需按进化的次序一步步来, 这显然是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

  在社会进化动力上, 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学说远不止进化论中所指的生存竞争那么简单。进化论中所说的竞争主要是指物种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生存竞争, 它提出的“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法则适用于自然界, 并不适用于人类社会。如果按照进化论的观点来看, 当时的中国相较于西方国家是弱者, 中国的被压迫阶级相较于封建专制统治者也是弱者, 因此中国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胜利的希望将是非常渺小的。这种想法无疑与阶级斗争学说所号召的广大被压迫、被统治阶级联合反抗剥削压迫是相悖的。李大钊在逐步认识到“优胜劣汰, 适者生存”的不足后, 转而信奉对这一理论作出补充的“互助论”。而当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后, 面对“阶级斗争”和“互助”的矛盾, 李大钊主张在二者之间进行调和。他认为:“这最后的阶级竞争, 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 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阶级的竞争, 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 快要现了。” (36) 他把“阶级斗争”限定为人类历史的“以往”阶段, 认为“互助”则是人类的未来。可以说, 作为进化主义一个形态的“互助论”, 对李大钊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造成了障碍。

  在社会进化目标上, 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建立在“大同”理想社会基础上理解的社会主义趋于简单化。早在19世纪70年代, 江南制造局编写的《西国近事汇编》中就有皇冠体育网站:社会主义的零星介绍, 把社会主义学说及其主张概括为“主欧罗巴大同”“贫富均财”“贫富适均”等。李提摩太、蔡尔康在翻译《社会进化》时,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理解为:“恩格斯有言, 贫民联合以制富人, 是人之能自别禽兽, 而不任人簸弄也。且从今以后, 使富家不得不以人类待之也。民之贫者, 富家不得再制其死命也。” (37) 可以看出, 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与康有为、孙中山的“大同”构想大同小异。梁启超是这样定义“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 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 概其最要之意, 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 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 (38) 孙中山甚至将社会主义与他的三民主义画上等号, 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又名共产主义, 即是‘大同主义’” (39) 。他认为, 在经济问题上, 采用“民生”二字, “较之‘社会’或‘共产’等名词为适当, 切实而且明了”。 (40)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 造成他不仅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 将二者混为一谈, 还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过于简单化和抽象化。

  由于早期知识分子最初选择和传播进化论思想是出于救亡图存的实际需要, 即“为解燃眉之急”, 而忽略了理论本身的理性力量和哲学的逻辑论证。因此, 当他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时, “并非是出于理论兴趣而关注马克思主义的, 而主要是出于实践兴趣而找到马克思主义的, 他们甫一找到这一利器便即刻投入使用, 而未给自己留下多少在思想中先行操练的时间” (41) 。这种实用主义的心态忽视了对理论本身进行深层次研究, 对于理解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十分不利的。

  (二) “熟悉感”造成马克思主义部分理论被优先传播

  马克思主义是整体性的理论体系, 列宁曾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 这样划分只是为了研究的便利。事实上,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 三者紧密结合不可分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应当是三者同步进行的过程。但事实上, 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传播是建立在接受进化论基础上的有选择的、有先后之分的接受和传播, 从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从唯物史观开始” (42) , 而把“共产主义作为完整的理论来接受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43) 。

  在社会进化基础上, 由于进化论与唯物史观都强调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基础作用, 造成一部分早期知识分子优先接受和传播唯物史观, 特别是唯物史观中皇冠体育网站: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从陈溥贤最早翻译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到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再到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 都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进行了着重传播。如李大钊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 看到了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在初释唯物史观时认为, “经济问题的解决, 是根本解决”, 甚至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解为社会组织进化论, 认为社会组织要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他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历史意义, “他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 因而知道用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的行为”。 (44) 李大钊认为, 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只能受经济现象的影响, 不能与丝毫的影响于经济现象” (45) 。因此, 他最初将唯物史观称为“经济史观”, 并优先进行传播。

  在社会进化动力上, 由于进化论中的生存竞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斗争思想有相通之处, 造成部分早期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着重并优先传播了阶级斗争学说。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中指出, “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马氏之徒, 遂谓是实与达尔文言物竞之旨合”, “故社会主义者, 不惟不与达尔文主义相反对, 且益广其界而补其偏, 虽谓达氏主义得社会主义而其义乃完, 可也”。 (46) 可以看出, 尽管马君武还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 但他仍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达尔文主义的补充和完善, 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优先传播了阶级斗争思想。陈独秀认为:“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所以唯物史观说和阶级争斗说不但不矛盾, 并且可以互相证明。” (47) 因此, 在讨论社会改造时, 他认为渐进式的改良是行不通的, “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 (48) , 并在极力宣传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的这一观点和毛泽东相同, 毛泽东不仅极力赞同阶级斗争, 还把阶级斗争看作是连续不断的过程。在毛泽东看来, “革命是暴动, 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49) , 只有通过激烈的暴力革命才能谋求中国的出路。此后,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每一阶段, 毛泽东都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革命形势, 并运用阶级方法解决革命问题。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 仍将阶级斗争放在重要位置, 从而造成阶级斗争的扩大化。

  不可否认, 这种选择性传播在当时是必要的, 因为它适应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需求, 为解决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提供方法论的指导,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屡试屡成。但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入发展, 这种由进化论思想造成的选择性传播在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它往往诱导人们各取所需、断章取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甚至是片面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从而造成具体实践上的误差, 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革命产生影响” (50) 。

  注释

  1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2 同上书, 第14页。

  3 尹德树:《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 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5页。

  4 李波:《进化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影响》, 兰州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5 王增智:《社会进化论: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理论中介》, 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9期。

  6 单继刚:《社会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第一个理论形态》, 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8期。

  7 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 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页。

  8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9 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增补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页。

  10 [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杨品泉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0页。

  11 张静如、齐卫平:《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一百年与“三个代表”》, 载《学习时报》2003年8月11日。

  12 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 第174页。

  13 参见冯契:《冯契文集》第8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3页。

  14 胡适:《四十自述》, 现代出版社2017年版第48页。

  15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5页。

  16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页。

  17 参见蔡和森:《蔡和森文集》,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7-63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0卷第130-131页。

  19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2卷, 第481页。

  20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 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页。

  21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页。

  22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页。

  23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卷, 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60-861页。

  24 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 载《建设》第1卷第5号。

  25 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 载《建设》第1卷第3号。

  26 [日]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渊泉译, 载《晨报》1919年5月5-8日。

  27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28 同上书, 第29页。

  29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 第193页。

  30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7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4页。

  32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卷, 第146页。

  33 李达:《李达文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34 同上书, 第5页。

  35 丁祯彦:《哲学的变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初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36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2卷, 第482-483页。

  37 林代昭、潘国华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册, 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

  38 同上书, 第115页。

  39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卷, 第832页。

  40 同上。

  41 王南湜:《中国哲学精神重建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页。

  42 张静如、齐卫平:《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一百年与“三个代表”》, 载《学习时报》2003年8月11日。

  43 [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第420页。

  44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卷, 第19页。

  45 同上书, 第8页。

  46 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 转引自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0-73页。

  47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 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4页。

  48 同上书, 第17页。

  49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页。

  50 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 第174页。

 

    (本文刊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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