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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丹|当代经济伦理生态的出场语境:缘起、概念、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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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全球化日益暴露出两面性:一方面是合作共赢的全球化;一方面是问题叠加、冲突不断的全球化。这是一个很好的世界,也是一个很坏的世界。之所以导致全球化问题叠加、积重难返,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因为世界并不是某一独特利益的天下,而是许许多多利益的天下”[1]。面对充满危险的世界和差异化的利益,面对中国市场经济当中诸多矛盾和问题,如何协调整合分立且对立的利益,如何做到由“沉沦于物”走向“物物而不为物所役”,重构属于“大写的人”的精神家园和伦理生态,是当代冷酷的现实“倒逼”我们必须思考和做出理论回应的紧迫课题。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在一定意义上就包含了建构伦理生态,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和人类解放。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中国梦”“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其中均蕴含着丰富深刻的伦理生态意蕴和经济伦理生态意蕴。无论是从人类历史发展还是当代世界矛盾和问题的角度来看,经济伦理生态建构的意义都非常重大。这一研究维度的揳入,不仅有助于深耕和拓展经济伦理学以及国际经济伦理学研究,而且有助于厚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同时有利于推进本土性与世界性统一的经济伦理生态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一、当代构建经济伦理生态的必要性

人所共知,经济伦理学是一个具有跨学科视域的交叉性学科,其发展理路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会聚性、内敛性的发展;一类是开拓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发展。对于前者,需要厘清学科的基本理念、核心范畴和应用路径等;对于后者,需要将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最新理念充实完善到本学科的既有框架中来。两种理路并非截然分离、毫无关系。内敛性、包容性的发展不能自我神秘化,变为“概念的自我运动”,变为一种没有当代实践基础和时代精神的纯粹形而上学;开拓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发展又离不开内敛性的发展所提供的基本理念的规约,不可失去学理的深度以及学科的基本旨趣与品格。把伦理生态引入经济伦理学,大体上属于第二种学科发展方式。经济伦理学研究中需要拷问的基础性问题在于:经济伦理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对此,以往的研究给出的回答更多的是阶段性的,很难令人满意。由此可见,在伦理学包括经济伦理学中引入伦理生态研究具有逻辑的必然性,同时伦理生态的研究也是应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问题的迫切需要。

伦理学研究的终极旨趣无外乎提升人的道德素养和构建理想的社会制度。理想社会制度的建构,实质是伦理生态的构建,它比之于人格塑造更具优先性的意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伦理学的基本观点。出场语境的澄清,是寻求问题研究的基本方向和解决路径的前提所在。澄清建构经济伦理生态的出场语境,首先要从马克思的思想说起。他曾经从人的发展视角(即从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角)来论述社会生态的变化,即社会生活空间构成机理的深层变化。马克思认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在古代社会中,从总体上看,社会关系是相对单一封闭的,经济-伦理关系也生长于相对封闭的狭小时空中,人类、社会与自然大体能够和谐共处,伦理生态建构一般来说还不成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2]因而不需要从根本上置换社会的机轴,重构伦理生态。近代社会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到来而拉开序曲,生产日益由一国性的变为世界性的,它冲破了一切传统的和时空的束缚,取得史无前例的飞速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3]由此不难读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横空出世、高歌猛进,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以及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等等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需要整体性的转型、变革和创新,由此在伦理道德生态乃至社会秩序等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旧冲突、东西对撞。因此,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倾其一生的精力深刻批判和解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而构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的理想社会和应然秩序,即涵盖社会诸领域的伦理生态之解构与建构问题。由此可见,伦理生态和经济伦理生态构建的出场语境,实则属于近现代的理论命题,而非一般性的自古及今恒久不变的理论命题,不能将其泛化到其他语境之中,否则就是“非法僭越”或者“过度诠释”。

毫无疑问,当代构建经济伦理生态对于中国发展乃至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它必然产生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巨大能量。其出场的必然性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建构经济伦理生态是建构和谐的经济生态和和谐社会的需要。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的建设。仅就中国经济生态而言,不道德、不文明、失和谐的社会现象可谓比比皆是。如官商勾结、商业贿赂、欺行霸市、恶性竞争、以次充好、损害消费者利益等。2008年发生的三鹿毒奶粉事件,是中国经济生态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缩影”。如果一个社会充斥经济“暴力”、道德“失范”的情形,那么社会就难以实现和谐发展。为此,必须想方设法解决经济伦理问题,构建契合当代中国发展的伦理生态。历史已经证明,过去我们开展的“质量月”“百城万店无假货”“中国质量万里行”等活动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和一致好评,对于规范经济行为、重构经济秩序曾经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但是,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不能仅仅仰赖对经济伦理问题的“重点进攻”,关键还要靠重构整个经济伦理生态的“全面进攻”来解决的。唯此,重构和谐的整体社会生态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重大判断,为新时代谋划、推动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特点,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时代发展,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可见,针对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现实境况和历史方位,构建经济伦理生态必将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也必将推进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双提升”,促进其健康、和谐发展。

其二,建构经济伦理生态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实现企业基业长青的需要。德国著名经济伦理学家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指出:“‘个人良心不能抵消体制失灵。’只有在不会通过体制设置而受到惩罚的情况下,才能期待道德行为。”[2]“体制”即是环境、制度、生态。无独有偶,马克思伦理思想超越于前人的独到之处在于,不单独突出个人德性修养的个人伦理学问题,而要求通过社会制度再造和优化来实现“大写的人”的复归,解决“将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到人自身”的社会伦理学问题。曾经有一种企业竞争力理论认为,环境是企业竞争力的内在组成部分。由此推而论之,经济伦理生态亦是企业竞争力的内在构件,它不是一个干扰性的外在因素,不是外在于企业竞争力的,而是内生于企业竞争力之中的。何以如此?因为说到底,正如我在《道德经营论》一书中提出的创新观点,道德也是一种竞争力,即道德竞争力,它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生变量和价值灵魂[3]。商业生态学告诉我们,企业和企业实力不是来自企业自身,而是来自商业生态的共同体,经济-伦理生态是商业共同体的本质,因此,离开了社会生态,离开了伦理生态,商业生态及其健康运转势必无从谈起。同时,经济伦理生态的建构需要企业调整自身的经营理念,摈弃“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的恶性竞争理念,树立共生或者竞争-合作的良性理念。采取害人害己的价格战、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的方式,会导致企业陷入生存困难的境地,最后往往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1]可以说,好的道德基因+好的经济生态=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企业要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持续发展,需要革新经营观念,积极参与对经济伦理生态的批判与建构的过程,而经济伦理生态的建构也必将惠及企业自身,有利于企业做强做大、基业长青。

其三,经济伦理生态是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还将“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写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方略。中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令自身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得到历史性提升和飞跃。但是,应该冷静地看到,伴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以及“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的形成,必须提升自己的经济竞争力,这就意味着需要在软实力上做足功课,下大功夫,补齐短板。比如,就中国经济生态而言,不义而取、诚信缺失、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食品安全和转基因食品泛滥等现象一再暴露出经济“野蛮增长”的常态,这显然尚未达到伦理生态的理想之境,此种境况堪忧。国际经济伦理协会主席罗世范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近年来,腐败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已经成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严重阻碍。来自世界银行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中,每年支付的贿金超过一万亿美元。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腐败现象已经渗透到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并跨越了国界。腐败不仅是经济和经济伦理问题,也是政治和社会问题,它严重威胁着一个国家的发展与稳定。”[2]正因为此,“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坚持‘老虎’、‘ 苍蝇’一起打,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查处了一大批违纪违法案件。反腐败斗争有利于净化政治生态,也有利于净化经济生态,有利于理顺市场秩序、还市场以本来的面目,把被扭曲了的东西扭回来。如果很多有大大小小权力的人都在吃拿卡要,为个人利益人为制造障碍,或者搞利益输送、暗箱操作,怎么会对经济发展有利呢?这一点,相信广大正直的民营企业家都有切身感受”[3]。因此,应当继续加强构建伦理生态,实现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和谐有序状态,打造适合经济运转以及企业生存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有研究认为,一般来说,哪个国家经济伦理生态良好,其经济竞争力就具有优势[4]。由此可见,构建伦理生态,顺乎当今国家竞争力日益倚重于软实力较量的现实趋势,对于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力大有裨益。

其四,经济伦理生态是重构经济全球化、推进和谐有序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必需。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在推动世界发展的同时,也导致南北矛盾、东西冲突不断,原因是这种全球化与不合理、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旧秩序是二位一体的。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仍然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近年来,世界上一些国家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现象,让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前景心存忧虑。可见,西方国家主宰的传统经济全球化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它在提供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问题。重构经济全球化,为其不断注入新内涵、赋予新活力,构建经济发展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显得迫在眉睫。在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以及全球性的问题、矛盾和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十九大报告为经济全球化开出“新药方”,“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表明,中国将为确保全球化福祉分配更加公平,解决好全球化伴生的种种问题贡献自己独到的智慧和方案。必须以伦理生态的理念来重构新一轮全球化,引领全球化的正确方向。经济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更加包容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构建符合时代要求、协调各方利益的经济生态和经济秩序,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确有必要改善全球治理体系,引导全球贸易向着更加开放、普惠和均衡的方向发展,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共享全球化的发展成果,为之注入互利共赢的新内涵。构建经济伦理生态是推进经济全球化以及建构和谐有序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

二、经济伦理生态的概念与内在结构分析

马克思提出的未来理想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其实质是真实的共同体,也是涵盖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各领域的具有总体性、真实性、完美性的伦理生态。伦理生态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理想和价值诉求,表征着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一种理性和谐的应然之境,也就是一种合理性的人的理性生存样态,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应该的应该之应该”[2]。换言之,伦理生态是指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都达到了和谐、有序和理性的运转状态,将不必要的摩擦消耗降到最低,而将互利共赢提升到最高水平,实现社会和谐、社会的伦理生态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伦理生态概念是一个社会历史性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它是人类具有的恒久性的向往和愿景,也是人类社会发展需要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和谐有序的“生命共同体”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诉求,反映了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发展呈现出的殊途同归、万流终归大海的历史大趋势。

何谓经济伦理生态?有学者认为,经济伦理生态是“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道德要求、社会道德要求、文化要求、制度伦理要求”[3]。有学者认为,经济伦理生态是经济伦理要求之间组成的一种样态或者系统,它只是客观描述而非价值诉求的概念。在我看来,经济伦理生态,是指由作为经济道德人的个人和企业、道德经济制度和规则、市场和政府形成的良性互动、有机整合的经济伦理的应然状态及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换言之,经济伦理生态就是经济达到伦理意义上的理性和谐状态,是经济发展契合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应该的应该之应该”,也就是一种合理的经济生活的理性生存样态,是经济领域的命运共同体。由此可见,经济伦理生态不仅仅指一种经济发展的理想或应然状态,而且指一种经济发展的合理的、理想的环境系统。与伦理生态一样,经济伦理生态具有合规律性(合社会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大势)、目的性(以人为本、合乎人性)和合理性(超越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之间的对立而实现两者有机契合),是建立在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之上的经济发展的理想或者应然之境。

我认为,经济道德人是经济伦理生态所必须具备而且始终需要的经济主体。因为“经济道德人”是指以互利主义为基本行动原则的具有双重人性的经济主体,是市场经济的合适的主体模型,也是经济伦理学的出发点[1]。经济道德人的基本依据,从近处说,在于市场经济不可能排除个人利益和自利之心,如果这样,必将刨去人得以生存生活的基础和根基,更谈不上利他和为人为社会做贡献。从远处说,自阶级社会以来,人类都是在利益分化、阶级分化背景下生活,因而不可能没有具体的私人利益,不可能没有集团乃至民族、国家的私利,因而必须尊重保护而不是简单忽视或否定这些私利。另一方面,个人利益和集团私利并非都是合理的,它们必须同时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和原则,否则,正常的社会秩序都难以保证,又何谈经济主体的共赢或者多赢呢?可见,经济伦理生态内在包含经济道德人的人性假设,必须培育经济道德人,并使之参与经济发展过程,这是建构经济伦理生态的基本支撑点。虽然经济主体是积极的能动的,但对于一个个分散的经济主体,要做到互利主义并非没有前提条件。这关键看经济主体能否认识到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性假设是经济道德人,并奉行互利主义行动原则。我认为,经济道德人奉行的互利原则的合理性边界有以下几条:(1)这种互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领域中存在的,不能非法僭越或泛化到其他领域;(2)这种互利主要是一种历时性的、总体性的、整体性的、连续性的互利,而非共时性的、一次性的、片面性的、阶段性的互利,互利当中自然可以包含非绝对化的利己或者利他,即有条件的利己利他或者暂时性的无条件的利己利他;(3)这种互利在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中存在,与等价交换意义上的狭义互利(仅仅存在于交换领域而非生产领域)不同,后者狭隘化了互利存在的空间;(4)最后,这种互利并不意味着简单否定、抽象否定利他主义、利己主义的存在空间,只是具体否定某些或某种极端的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更不是对一般性的社会道德原则的简单取代或者整体否定[2]。

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经济伦理生态的结构可以分为四个层面:一是理念层面,二是价值层面,三是制度层面,四是实践机制层面。四层面的区分是相对的。首先,理念是对于经济伦理现象、经济伦理行为、经济伦理领域的世界观。经济伦理生态不是伦理无涉的“动物世界”,也不是没有自我利益的“君子国”,而是具有道德情操和利益考量的“精神空间”,这种生态具有多元一统、共生共存的特质。经济伦理生态的世界观,内在蕴含着伦理生态方法论、伦理生态的价值观,以及伦理生态的实践路径和机制。其次,经济伦理生态不是一个纯粹奉行利他主义,没有自己利益考量的价值观,也不是一味为自己考量,丝毫不顾他人利益的价值观,而是与互利、和谐等价值观相契合和相一致的。再次,制度是经济伦理生态实现和维护的关键,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是有序社会的内在组成元素和不可或缺的刚性因素。有了好的理念和价值,还需要有好的制度机制“笼子”来加以保护,否则,经济伦理生态就很难实现。最后,实践机制是经济伦理生态实现的保障,需要经济主体特别是政府、社会和企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企业需要打造道德资本,以此托举起经济伦理生态建构的必要责任。总之,在经济伦理生态建构中,理念是灵魂,价值是方向,制度是关键,机制是保障。

三、当代建构经济伦理生态的基本进路

经济伦理生态的建构既要有一般性要求,也需要差异化、个性化、分域化要求,否则,千篇一律,就不会取得好的效果。经济伦理生态的建构,应通盘考虑,四维发力。

其一,转换基本价值理念,从封闭型走向开放型、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世界观。经济伦理生态建构首先在基本价值理念上要从封闭型走向开放型。如前所述,经济伦理生态的提出和建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类交往方式和生产方式受到地域、生产力水平、科技以及交通工具发展水平的局限,经济伦理关系在血缘、土地、家族、传统、封建宗法政治、宗教和落后的知识状况等诸因素的形塑之下,构成一种相对封闭的、静态的并且具有超恒定结构的经济伦理生态。以中国传统社会为例,它的经济伦理是建立在血缘、宗族等封建等级秩序体系之中的。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中,知识创新和精神生产为少数精英垄断,他们只是统治阶级的代言者。这一时期的经济伦理关系是一种同质性的同构关系,不具备真正意义上异质性的生态关系(“和而不同”),基本模式是一种“永恒主义”经济伦理生态模式,其目标是维护封建特权等级秩序。

进入工业社会尤其是进入后工业时代,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以及生产力和交往方式的高度发达,经济开始走出狭小的为特权阶级所独享的封闭状态,经济伦理生态开始在一种广泛的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动态发展中构造自身。“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这就是经济伦理生态出场的现代社会基础。显然,经济伦理生态在传统社会那种公私不分的社会结构中不可能真正出现,因为只有当经济作为公共领域的人类活动出现时,它才走出那种相对封闭狭小的天地,成为一种与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生态系统。从这一意义上看,经济伦理生态的构成基础是社会公共领域的出现,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虽然当前出现了逆全球化的现象,但总体而言,全球化仍是主流和趋势。因此,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应当转换基本价值理念,树立从封闭型走向开放型、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世界观,从而促进经济伦理生态的建构。

其二,重构基本价值,从利他或利己主导型走向互利主导型的经济价值观。与奉行互利主义的经济道德人相对的两个概念是经济人和道德人。我们不赞成西方主流经济学把自利最大化的经济人视为普遍存在以及把道德人看作个别例外的传统假定。我们认为,完全自利的经济人与完全利他的道德人属于两种极端情况,更多的是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自利利他”或“不完全自利”“不完全利他”的利益处理模式和人格模式。经济领域中的利他主义有多重动机,其中的功利动机和经济动机是我们无法也不应该简单地否认的。一般来说,正常社会状态下,经济道德人是经济主体的大多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纯粹利他主义者和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纯粹的利己主义者,则只占经济主体的少数。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对利己或者绝对利他的经济主体几乎不可能存在。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充分肯定人对正当自利的追求”,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下互利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道德准则和应有的伦理秩序”[3]。

纯粹的利己或利他往往会走入穷途末路。走互利之路是破解此困境的关键。比如,英国霍布斯认为自利是人的唯一动机,人总是与人为敌,反对他人,如同萨特所说的“他人就是地狱”。而莎夫茨伯利认为人有自利与利社会两个动机,两者可以协调结合。利己与利他的内在紧张并非绝对不可调和。正如有论者所说的,“人类利他精神的多数表现形式最终都含有自利的性质”[1]。面对极端利己主义带来的困境,有些思想家主张利他主义的必要性。比如,法国哲学家莫兰说:“我们的社会的原子化需要新的发自内心的团结共生的精神来弥补。”[2]同样就像弗兰西斯·福山所指出的那样:“最高的经济效率不一定能由理性的利己行为来达成,反而由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共同努力才容易达成,原因是这些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共同的道德观,使他们合作起来更见效率。”[3]在整合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我认为,利他精神、奉献精神、团队精神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十分重要,但是在经济领域这些精神往往不是以孑然无我、无自我利益及其实现为前提的。

反观我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以儒家为代表的经济伦理思想,在建构经济伦理生态时的基本理念是德性论的,主张重义轻利,有所谓“君子罕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农抑商”的观点。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道德建设领域主张的是“高线道德”主导的道德建设理路,提倡“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舍己为人”。我们不能说这种道德不需要,更不能否定它的历史作用,但是其弊端也十分明显:不立足于人们道德水平的基础,“假大空”“高大全”的道德建设模式到处漫溢。而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人奉行“他人就是地狱”“人对人是狼”的竞争法则、丛林法则,骑着利己主义的野马肆意驰奔。这些利他或利己主导型的经济价值观不利于伦理生态的建构。因此,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语境中,承认个人利益的合法性,承认个人合理利己的一定合法性,就必然要承认互利主义的主导。这不是否弃高线道德的积极社会功能,而是把其摆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同时,也应警惕道德权利过分扩张和底线道德面临崩溃的危险。由此,我们今天主张互利主义主导型的基本理念是纠正权利被体制制度或者他人的利己行为剥夺的状况,以此恢复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意义上”的道德主体应享的道德权利。可以说,一个权利适当实现的经济生态一定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经济伦理生态。既然强调作为互利人的经济道德人假设,必然要遵循基本的道德规范,因而它也内在包含互惠共赢、互利共生、进化竞争等基本价值观念。

其三,建构合理性的制度,实现道德理性和经济理性有机结合的经济制度观。当今世界,实现经济伦理生态的基础性条件是市场经济基础以及相应的新制度框架保障。诚然,任何社会都离不开制度,制度是一种游戏规则,用以约束、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但是,制度不是天然的善,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伦理评价,是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所谓合理性的制度,即制度本身蕴含着一定的伦理追求、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理性是无法剔除的,道德理性也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建构的理想的、契合伦理生态要求的经济伦理制度应该具备基本的伦理内涵和经济意蕴,实现道德理性和经济理性有机结合。概言之,当代经济伦理制度或经济制度伦理的基本价值要求有三点:(1)经济制度应为经济发展和各个层面的经济主体的自由行动提供最大可能空间,即自由原则。(2)经济制度体系应解决市场公正问题,即公正原则。“市场经济是规则经济,是按照一定规则进行交易的经济。而市场经济要实现正常运营,其规则的设计和安排势必要蕴含一定的伦理原则和价值标准, 而市场公正就是首要的原则和标准。”[4](3)经济制度应上升到法律层面,并融入行业、企业的规范和制度,使经济发展受到各个层面的经济伦理制度的制约。历史证明,当一种经济制度道德含量高同时又不忽视或者拒斥经济理性时,往往会为社会大多数人所接受,同时将会得到人们的道德认同和积极支持。所以,建构符合理性的经济制度是提高道德支持率,进而构建经济伦理生态最基本的制度保障。

其四,完善实践机制,促使经济主体承担社会责任,打造道德资本的经济责任观。恩格斯曾经写道:“在利益仍然保持着彻头彻尾的主观性和纯粹的利己性的时候,把利益提升为人类的纽带,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使人们只管自己,彼此隔绝,使人类变成一堆相互排斥的原子。”[1]恩格斯批判的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状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应该加强经济责任观,避免放任自私自利之心,避免人与人的隔绝状况。今天,我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定位更要高于过往,应该把立足现实与放眼长远相结合。构建经济伦理生态的实践机制,是一项复杂而重大的工程,需要在建构社会资本、打造道德资本、提升人力资本等方面同向发力,相向而行。以企业为例,显然,企业是构建经济伦理生态的重要力量,需要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打造道德资本。只要是健全正常的企业,都希望在良好的经济伦理生态中从事经营,如果企业把经济伦理生态建构的任务推诿给社会、政府,不仅犯了认识上的错误,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经营目标。当今世界,不少具有战略构想的卓越企业会以道德经营理念重构自己的经营,立足道德,放眼长远,谋求基业长青。正如恩德勒指出:“公司趋于以迎合能确保带来利润的社会需求为企业目标,而公共企业则侧重于满足那些主要服务于公共福利和往往趋于造成亏损的社会需求。除此之外,企业过程还表明,企业与其环境也发生交换过程。它从外部的购置市场获取生产需要的投入要素,并将其产品或服务推向外部的销售市场。再者,货币和资本市场的财政资金也会从外部注入企业,并以工资、薪金以及税收和利息的方式流出企业。由此,企业便与环境结成一个关系网,它使企业很难同其环境截然分开。企业的选址显然也受到供应商、投资、客户和国家机构这一关系网的制约。这种关系网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所谓利益集团对企业提出要求:在企业过程中必须实现令人满意的利益均衡。”[2]实际上,不仅在社会学的描述性意义上,更是在经济伦理学的应然性意义上,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企业家或管理者的工作是将意见交易进行整合,以便使顾客、员工、供货商、金融家与团体能持续获利。失去了这些团体的支持,公司无法运行。许多证据表明,公司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能够深刻地理解并执行这一原则”[3]。“反之,市场就会蜕变成纯粹的利益角逐地。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作为资本投资的道德都会沦为投机的道德。同时,不道德的市场环境又会向企业内部渗透,瓦解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道德经营无从谈起。”[4]不难看出,企业以适当承担全方位的社会责任为自身的内在价值诉求,不仅有利于企业自身,也有利于经济伦理生态的建构,两者之间终将实现良性互动,实现双赢式的发展进步。


注释:(略)


原文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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